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公程系
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
楊振寧教授

〔本講座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在逸夫書院大講堂舉行。本刊為講座現場錄音之筆錄。〕

Fig. 986 Drawing of a five-masted Pei-chi-li freighter (Landstro(__)m) to give some indication of the probable type of build of the much larger Treasure-ships of the Grand Fleet of the + 15th century. [Joseph Needham, SCIENCE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4, Part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今天我要跟大家談的，我想是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題目。在公元一四零零年以前，中國的科技是遠遠超過西方的。所有今天研究科學史的人都同意，在這年代以前，西方和中國的技術交流主要的是從中國向西方傳遞過去。今天我沒有時間跟大家深入討論這許多西傳的技術，我只舉一個例子，就是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故事。根據歷史文獻，鄭和下西洋七次，規模最大的一次有六十艘船，最大的一艘船有四百多呎長。西方很多歷史家本來不相信，他們覺得在那麼早的時候根本不可能造出來那麼大的船，可以航海。可是在一九六二年，在南京發現了一個舵軸，即是舵中間的軸，高三十六呎，直徑一點二五呎。發現了這個舵軸後，大家才不得不承認，鄭和下西洋這個歷史上的記載是真確的。

李約瑟(Joseph Needham)那有名的關於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著作裡有一幅圖，圖中的船與當年鄭和所用的船應該很相像﹔不過鄭和的船大概還要大一點。我到過泉州的航海博物館，看到一個很好的模型船，博物館的人告訴我，他們認為這個模型船的設計更近似鄭和的船的樣子。在鄭和以後的兩百年之間，歐洲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與歐洲後來一切的進步有很密切的關係，可是中國落後了。在那兩百年間，中國是明朝，歐洲出現了很多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比如說達芬奇(da Vinci)、哥白尼(Copernicus)、路德(Luther)、加爾文(Calvin)等等。這些大思想家啟發了新的觀念，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發展。與他們相比，中國最有名的哲學家是王陽明。從今天的哲學家的立場來說，或者哲學的學科來說，王陽明的思想當然非常重要，需要研究。可是王陽明的哲學對今天的世界有些甚麼影響？與上述的西方大思想家相比，我想是差得很遠了。一九九三年我到澳門，在大三巴炮台拍了一張相片，這相片裡後面的山就是珠海，我看見炮台上的一尊炮，有很深的感觸。剛才我們說，中國在明朝的初年，在科技上是勝過歐洲的，其中有一項技術，大家都知道，就是火藥的發明。可是到了明朝末年，西方製造火炮的技術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所以明朝的皇帝為了抵抗滿洲人入侵，需要派人到澳門，從葡萄牙人那裡學習製造火炮的技術。所以在那兩百年間，中國是遠遠落後了。

近代科學的產生是很複雜的事情，不是一兩個人能夠促成的。不過，如果我們一定要說某一天或者某一年是近代科學誕生的日子，我想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會認為應該是一六八七年。因為在這一年，牛頓(Newton)的Principia出版了。Principia裡面有一部份，題目叫做「世界系統(System of the World)」，在這部份裡，牛頓指出了太陽系的結構，並且以數學語言，非常準確地計算太陽裡面的行星和衛星的運轉，以及它們的運轉速度等等，全都可以用非常簡單美妙的數學語言很準確地計算出來。Principia的出版使人類對世界有新的了解。通過牛頓的工作，人類了解到宇宙有準確而美妙的基本規律，而且人類可以通過觀察、思考和邏輯掌握這些規律。這兩個了解是在近代科學誕生以前人類所沒有的。在此之前，人類雖然可以有許多技術的發展，但這些發展不能與掌握了這兩個觀念以後人類對自然的了解及應用相比。通過對這兩個觀念的了解，通過掌握了這些規律，人類的生產力大大地增加了。大家如果想想，工業革命以後，尤其是二十世紀的發展，就會認識到這兩個觀念的了解與整個人類社會有多麼密切的關係。在三十年代，倫敦拍賣市場裡出現了一些文件，後來發現這些文件原來是牛頓當年的一些手稿，被他的後人拿到拍賣場去。幸好當時英國的大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有計劃地把這些手稿收買了，牛頓的手稿大部份都因此而保留了下來，現在收藏在劍橋的圖書館裡。凱恩斯買了這些手稿後仔細地研究，對牛頓的工作和為人都有更好的了解。凱恩斯在一篇文章裡談到他研究了牛頓的手稿後，了解到牛頓當初從他的數學和物理學的研究而達到了他寫Principia的境界，這中間的過程一點也不簡單。今天我們覺得學習自然科學是相當普通的事情，可是在牛頓的年代，他要通過了很多摸索，排除了很多別的干擾才做得到他的工作。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歷史上的大事。大家可以看到，牛頓的手稿其中一頁上面畫的橢圓形，和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學裡面的圖像非常相似。事實上，仔細研究的話，不難發現牛頓的書裡面的結構都是從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抄過來的﹔比如說，引理、證明、定理、公理，所有這些名詞都是沿襲自歐幾里得的幾何學的。從牛頓的手稿來看，歐幾里得對牛頓有非常大的影響。

一六零零年至一九零零年這三百年之間，中國基本上是清朝的年代，對引入西方的科學抱著抗拒的態度。為甚麼呢？剛才提到，牛頓的Principia的結構是模仿歐幾里得的幾何學的，Pincipia在一六八七年出版，可是早在八十年前，就是一六零七年，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巨著Elements已經有一部份由利瑪竇(Ricci Matteo)和徐光啟翻譯成中文，他們把這部書的名字譯做《幾何原本》。利瑪竇是在一五八二年到澳門的，他到澳門的目的是希望到北京傳教，但在澳門等了很久也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批准。一五八三年，利瑪竇到了當時是兩廣總督衙門所在的肇慶，但直到一六零一年，他才去到北京。利瑪竇的計劃是利用他所掌握的科學知識來影響明朝的皇帝和大臣，而通過這些影響達到他在中國傳教的目的。徐光啟是當時的一位翰林，他在一六零三年在北京認識利瑪竇，還入了天主教。徐光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和利瑪竇詳談以後，決定翻譯《幾何原本》。《幾何原本》是在一六零七年翻譯出來的，利瑪竇和徐光啟只譯了其中的前一半。北京圖書館還有原版的《幾何原本》，中國有好幾所別的圖書館還藏有這個最早的版本，羅馬梵蒂崗也有一本。

上海徐家匯有一個徐光啟墓，墓前有一個徐光啟像。徐家匯的徐家就是徐光啟的家族。大家如果到北京去，在北京市市委黨校的校園裡面可以看到利瑪竇的墓。利瑪竇在一六一零年在北京去世，萬曆皇帝賜了一塊墓地下葬利瑪竇，後來許多利瑪竇的繼承人都葬在這塊墓地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墓地遷到北京市市委黨校的校園裡。康熙皇帝對《幾何原本》很感興趣，所以在一六九零年命人把漢文的《幾何原本》翻譯成滿州文。

今天我們看《幾何原本》，尤其是看到利瑪竇和徐光啟在書序裡面所講的話，以及徐光啟所寫的其他文章，就了解到當時徐光啟對《幾何原本》非常推崇，而且有很深的了解。比如說，徐光啟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談到《幾何原本》的推理方法是：「似至晦，實至明﹔似至繁，實至簡﹔似至難，實至易。」這就是說，《幾何原本》看起來是很隱晦的，其實很清楚﹔看起來是很複雜的，其實很簡單﹔看起來很難，其實很容易。有人把這段說話叫做「三似三實」。我想任何一個對於初等幾何學有一些了解的人都會同意徐光啟的說話。事實上：《幾何原本》裡的推理雖然很複雜，其實它的基本結構很簡單。徐光啟在另外一篇文章談到《幾何原本》的推理方法，他說：「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那就是說，《幾何原本》的推理方法必須一步一步去進行：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不能夠隨便顛倒，否則就不行了。這個當然是希臘的推理方法的一個特點，而這個特點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頭是沒有的。徐光啟認識到這一點，我想是證明了他對《幾何原本》有很深的了解。《幾何原本》有十三章，利瑪竇和徐光啟沒有全部翻譯出來，他們只翻譯了頭六章，其中的原因現在有一些爭論。徐光啟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時？書以俟焉。」徐光啟的意思是說，要把《幾何原本》全部翻譯出來暫時還得要等。這一等就等了二百五十年。一直到了一八五七年，另一個上海人李善蘭和英國人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合作，將《幾何原本》的後半部翻譯出來。這兩百年之間，近代科學在歐洲誕生了，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人類的生產力，可是中國故步自封，沒有任何進步。我想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非常吃虧的一個時代。為甚麼中國會故步自封，沒有趕上去呢？個中原因有很多的討論，包括了中國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沒有西方的所謂natural philosophy；科舉制度的影響﹔還有中國文化只重實用，缺乏了歐幾里得式的嚴密的邏輯系統等等。這些討論都是很中肯的。最近何炳棣先生、吳大猶先生和陳方正先生對這個問題又作了一些深入的討論。他們著重的一點，就是中國傳統的人本精神使得中華文明趨向於實用主義。這直接影響到為甚麼西方在近代科學萌芽以後突飛猛進，而中國是大大地落後了。

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歐幾里得的書的時候，中國是明朝末年，很快滿洲人入關了。滿洲人建立清朝後，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都發生了很複雜的改變，其中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所謂「夷夏之辯」。清朝的一個很重要的皇帝是康熙，他的政策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了，不過中國的士大夫對於受滿洲人統治這件事始終是耿耿於心的。在這種氣氛之下，耶穌會教士到中國來傳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們是以科技為餌，而要實行傳教的目的；這個當然會引起很大的反感﹔我想這和西方思想始終沒有在中國發展起來有很密切的關係。不過，除了這點以外，還有就是傳教士引入的天文學裡有錯誤和不相容的地方。這個並不稀奇。因為這些傳教士不是天文學家，他們在歐洲學到了一些天文學，而當時西方的天文學裡還有一些很複雜的受爭議的地方。西方天文學裡的錯誤和不相容的地方在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裡引起很大的混亂，這當然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忽視了對西方新的思想、新的方法的注意。對於這一點，近十幾年在北京科學院的自然科學研究所裡也有討論。

牛頓的力學在一八五八年才被引進中國，這也是李善蘭的工作。那個時候把力學叫做重學，就是輕重的重。當時李善蘭和一個叫做艾約瑟的外國人翻譯的不是牛頓的書，而是歐洲的力學教科書。剛才我提到，《幾何原本》可以說是把西方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在中國開了一個小窗口，可是這個窗口並沒有被中國所利用。事實上，情況比這個還要嚴重。因為那時候有很多人是非常反對引入西方思想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楊光先。楊光先說過一句話，後來變得很有名，他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西方的天文學和曆法也許比中國的進步，但中國並不需要這些進步，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不要有西洋人。這個觀點不單在明朝末年出現，清朝初年的一些士大夫也有同樣的想法。一直到兩百年後，在一八四六年，還有一位叫做錢綺的，對楊光先的說話大加讚揚，認為是「正人心息邪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換一句話說，在清朝的幾百年裡，楊光先的說話還受到很多士大夫的推崇。尤有甚者，清朝初年有一個理論，叫做「西學中源」，就是說，這些引入中國的西方學問是起源自中國，最早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我們今天看來，這是一種阿Ｑ精神的想法，可是這個想法在清朝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梅文鼎，他是安徵人，聰明絕頂，他的文章和他對數學的了解都是了不起的。他曾經說幾何即勾股論，勾股是中國很多年以前就發現勾方加股方等如弦方的定理，就是西方的Pythagoras定理。今天大家都知道，這個是西方和中國各自獨立發現，非常重要，非常美麗的幾何學定理，可是梅文鼎卻歪曲了事實，把西方的幾何說成是從中國的勾股傳過去的。他說過一句話：「誰知歐羅言，乃與周髀同」；周髀是中國古時的算計，所謂歐羅言就是European，歐洲話，意思是這也是從中國的周髀傳過去的。梅文鼎的這種思想，清朝很多大學者都認同。連康熙也非常欣賞這些話，所以他曾經說：「阿爾熱八達即東來法」，「阿爾熱八達」就是Algebra。中國古代的算學裡有所謂天元術，確實是一種了不得的代數，可是如果就此說Algebra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這個當然是一種非常阿Ｑ精神的想法了。到了乾嘉兩朝，戴震、阮元、李銳這些大學者都拼命發揮這種理論。前些年自然科學室裡有一位叫做劉純的的研究員做了一個特別的研究，他從清朝的許多文獻裡面整理出「西學中源」的理論(附表一)。從劉純的研究所得我們可以看到，「西學中源」這個理論對清代有多麼大的影響。

從鴉片戰爭到一九零零年這六十年之間，中國所受的恥辱是與日俱深，雖然有很多改革的嘗試，但舉步維艱。那時候的現象是每一次受到很大的恥辱後就有一些計劃，想要改革，可是都沒有做到甚麼成績。比如說，在一八七二年，就是英法戰爭以後，政府下了決心，每年派三十個男孩到美國，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佛(Hartford)上小學和中學。可是這個計劃實行了四年後，有一個欽差大臣到美國考察，這批學童不肯向他下跪，欽差回國後就參了一本，引起極大的震盪。不久，朝廷下令把學童接回國，雖然其中有一兩個留下來，但大部份都回中國去了。這只是一個例子，證明在清朝末年，雖然很多人認為中國必須改革，可是實行起來是不容易的。十九世紀末年，中國被外國多次入侵，受到很多凌辱，經過這幾次大大的失敗後，在心理上出現了一種狀態，就是很深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用一句話就可以說明白，那就是說，中國人或者東方人能不能做近代科學？這個想法在十九世紀末年很普遍，不單在中國，在日本也很流行。比如說，日本當時有一位物理學家，叫做長岡半太郎(Nagaoka)，他曾經在自傳裡說，他年輕的時候就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後來他研究莊子，得到啟發，了解到東方人也可以做近代科學。所以他後來去歐洲留學，學習物理學，在一九零四年發表了一個原子構造模型。東方人在國際物理學雜誌發表文章，這是第一次引起整個物理學界的注意。

與自卑感俱來的是種種今天看起來是奇談怪論的理論，其中一個叫做「種族退化論」，那就是說，中華民族本來是很優秀的，可是過了幾千年，現在已經退化了。另外還有一個說法，叫做「取消漢字論」，就是說，漢字漢語是絆腳石，必須要取消掉，要不然中華民族永遠不能夠在科學技術上面趕上西方。大家知道，甲午戰爭以後，到了庚子賠款前後，我想是中國人心理上最低沉的時代。一八九五年開始，許多有識之士覺得中國要改革就必須引進西方的思想。有名的嚴復就翻譯了《天演論》，對當時年輕的知識份子影響非常之大。從一九零零年開始，這個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變。一九零零年至一九五零年的五十年之間，近代科技快速引進中國。其中有幾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個是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的成立，這確是歷史上的大事情，因為是中國第一次成立近代大學。另一個是一九零五年，科舉制度被廢止了，當時反對廢科舉的人多得不得了。從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中國開始派留學生去日本，這個門一開了以後，去的人很多，據統計，到了一九零七年，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經有一萬人。去歐美留學也是那個時候開始的。假如說，中國在一九零零年以前的幾百年是一個故步自封的社會，那麼從這些歷史上的大事情和後來的影響去看，中國自一九零零年以後，科技的發展是非常之快的，而且是驚人地快﹔可以說，歷史上除了日本之外沒有一個社會有這樣快速的發展。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二十世紀的頭五十年間，科技是怎樣引進中國的，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頭一批留學到外國的學生，他們在國內沒有接觸到近代科技，到外國去以後絕大多數都不修博士學位，所以多半的都是得到了學士或者碩士學位就回國了。這些人回國後很多都做了教師，他們訓練出來的第二代學生，在國內就通過他們接觸到初等的近代科技，所以到外國念書的時候，可以比較快地學到很多新的東西。很多這些第二代的學生都得到了博士學位。這個循環非常之快。我是念物理的，所以研究過物理學方面的發展。最早得到實驗物理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有德國波恩大學的李復幾，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李耀邦、顧任光和哈佛大學的胡剛復四位，他們是在一九零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取得學位的。最早得到理論物理博士學位的有三位，他們是王守競先生，一九二七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位﹔周培源先生，一九二八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得到學位﹔還有吳大猶先生，一九三三年在密歇根大學得到學位。這三位我都很熟悉。王守競先生在哥倫比亞的博士論文在當時是非常有名的，他回國後做了中央機器廠的廠長。我在昆明念書的時候，他的機器廠是造機關鎗的地方，我曾經參觀過。周培源先生我想在座各位都認識的了，他是前三年才過去的，他曾經是北京大學的校長，是我的老師。吳大猶先生還健在，九十多歲了，他做過十幾年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現在退休了。他們這幾位所引進的近代科技的知識，對於我這一輩的人有極大的影響。我在西南聯大念物理學的時候，上過周培源先生和吳大猶先生的課。現在回想起來，我在西南聯大念的物理學比起當時外國最有名的大學所教的物理學，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的大學的教學比較採取認真的態度，所以我在西南聯大念的物理學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比美國一般的大學來得更深更廣。

所以我總結一下，就是兩三代的老師和學生大量地引進了近代的科學，從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五零年，這個進步是非常地快的。但這是不是說，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已經達到了把科技本土化的地步呢？我們必須承認，還沒有達到。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受過科技訓練的人才仍然太少。我記得那個時候，中國物理學會在昆明開年會，參加的只有三十人。第二是引進的科技方向不夠廣。我當年念的物理學，其中的量子方向是確實念到了非常先進的範圍，可是物理學還有很多別的方向，國內就沒有夠多的人掌握到這些知識。另外一點是沒有工業基礎可以支持尖端實驗工作。最後是戰亂導致社會經濟動盪，不利於穩定科技發展和研究。所以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雖然中國的科技教育在某些方面發展得很不錯，但整體科技並沒有在中國生根，還沒有本土化。從這個歷史的角度來看，在其後的五十年，就是一九五零年到二零零零年，發生了甚麼事情呢？我們會得到以下的結論：就是中國達到了科技的前沿，通過了人才的訓練；通過了科研機構的建立﹔通過工業的發展，中國今天的科技和五十年前的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比如講人才的訓練，五十年代我在美國的時候接到從前西南聯大的同學的信，他們告訴我，當初我們在西南聯大念物理的時候，物理系一班有十二、三人，到了今天，就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學的物理系有兩千個學生。這就是說，通過了大力地發展科技教育，使得中國在五十年代開始，科技進展有了長足的進步。各位仔細想一下，這個進步是十分驚人的。

哈佛大學有位退休教授，叫做Bloembergen，七十年代到中國參觀訪問，回到美國後以寫了一篇文章，我把這篇文章裡的一個表翻譯成中文(附表二)。這個表所列的是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日本和中國第一次做成一些最先進的科技的年份。比如說反應堆reactor，美國在一九四二年有第一個反應堆；蘇聯在一九四六年；英國一九四七年﹔法國一九四八年；中國是一九五六年。中國這個一九五六年的反應堆大部份是蘇聯幫忙建造的。再比如說原子彈，美國一九四五年爆原子彈﹔蘇聯一九四九年﹔中國一九六四年。當年西方完全沒能想到中國有能力爆這個原子彈，因為爆原子彈所要做的事情有千千萬萬個方向，需要有人會深測鈾礦﹔需要有人會鈾﹔需要有人懂放射性的化學，能夠從提煉鈾礦裡頭煉出可用的鈾。然後還要有物理學、爆炸學、化學、金屬學的人才，數不清的高科技方向都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十五年以後，能夠爆出個原子彈來，這是當時令到西方非常驚訝的。比這個還要令西方驚訝的是氫氣彈。氫氣彈的發展比原子彈更要困難。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原子彈要發展出來確實非常困難，有數不清的方向，需要有數不清的人的貢獻，可是氫氣彈還有一個更大的難處，就是這裡頭有一個竅門，要找出這個竅門很難，不懂這個竅門的話，有再多的人也做不出氫氣彈來。所以法國在一九六零年爆了原子彈後，到了一九六八年才造出氫氣彈，這中間弄了八年，就是要找出這個竅門來。中國爆了原子彈以後，只兩年多，在一九六七年就造了氫氣彈，使得國際上製造武器的專家震驚。中國能夠有這個成就，原因是因為中國有幾位非常聰明的物理學家，他們很快就想到這個竅門，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比法國還要早就製造出氫氣彈來。這個表上還有很多別的，關於衛星、噴氣機、計算機、集成電路等等的，我不跟大家討論了。不過，這個表上說的，就是在這五十年之間，雖然中國有種種的動亂，可是經過中國政府的決心，以及中國人的智慧，很快就在尖端科技上達到了第一線。和這個科技成就俱來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自卑感消失了。

剛才我說過，十九世紀的末年，中國人有很深的自卑感，現在這個自卑感沒有了。這個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為甚麼現在自卑感沒有了呢？我想有許多的原因，其中一個是大陸國防武器的成功。這個成功使得全世界的人對於中國人的能力刮目相看。第二是日本以科技起家，一躍而成經濟大國。這兩個成功的例子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東方人在科技的發展上是可以在很多方面在世界上領先的。另外一點是東方學者在各門科技的前沿，尤其是這五十年來，貢獻之大有目共睹。中國的學者在世界上，特別是美國，表現優異，這一點影響很大。今天在美國，不論是第一流的大學，或者第二流、第三流的大學，裡面都有非常傑出的中國學生。這些表現使得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到中國人是聰明的，亦使得中國人在一百多年前產生的自卑感消失了。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可以這樣說，在一四零零年以前，中國在科技上是領先的；一四零零年到一六零零年是舉步不前﹔一六零零年到一九零零年是抗拒新的思想﹔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五零年是快速引進西方的科學。一九五零年到二千年，中國已經達到了進入先進科技國的行列。從這樣一個大略的立場來看，我們會問，二十一世紀將要發生甚麼樣的事情？

我對於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發展非常之樂觀。為甚麼呢？我認為第一，中國有數不清的極聰明、極可造就的青年。第二，儒家的傳統注重人倫、勤儉和忍耐，注重教育，因為這些注重使中國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勤奮努力的青年。第三，儒家傳統的保守性形成了中國數百年的封閉現象，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這個封閉的現象已經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對近代科技的熱誠。第四，台灣、香港和大陸的經濟發展是近二十年來世界公認的奇蹟。到了二零一零年，大陸和台灣的國民總收入加起來，許多人認為將要超過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大國，假如這個估計是太過樂觀的話，那我想沒有人會否認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國會趕上美國的。有了這些條件，我覺得我們應該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抱樂觀的態度。可是有人可能會問我，你這個恐怕是太樂觀了罷？將來中國可能有政治的動亂﹔可能有接班人的問題﹔可能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貧富不均的問題、外交的問題，有這麼多的問題，你好像都不理，還是採取樂觀的態度。對於這些批評，我所講的話，所給的回答是：不錯，這些可能都是很困擾的問題。可是你可以回頭來看過去這一百年中國的發展。我們剛才說，過去一百年，中國的發展是非常之快的，而且在歷史上除了日本外是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有這麼大的進步。我們要知道，中國在過去一百年來發生的動亂，沒有阻礙科技的發展，所以上面提到的，任何一個都不是極大的問題。這是甚麼緣故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大家也許認為科技的發展很困難，其實並不困難。科技發展所需要的是要有人才、訓練、決心和財力，有了這四點，即使是有種種的動亂，還是可以大大地發展下去。這四點也就是我剛才說的，中國有數不清的可以造就的年青人，而中國的傳統對於訓練年青人有好處。再說，現在有決心，不像從前儒家的保守思想，使得中國故步自封，經濟發展了以後，更加促使科技發展。這些先決的條件都有了以後，我認為別的動亂是不會影響長期的科技的發展。所以我的結論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將要變成世界上的科技大國。